反腐败的记者何以判重刑 高勤荣妻子段毛英的公开信

　　我夫高勤荣因坚持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受打击迫害，无辜被判了13年徒刑。这个事件经过海内外媒体的报道，我认为都不详细清楚，现把这一事实详细告诉世人，以求国家新的领导人尽快结束这个冤案，恢复高勤荣的人身自由。
　　　
　自2001年第19期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以题为《披露“运城假渗灌工程”的记者在哪里》，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1月 11日，南方周末报又以《反腐记者说了真话以后》为题，在一版头条发表了长篇《本报调查》。相继，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导报、农村青年、华商报、各界导刊、长江日报、法制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共鸣杂志、法律与社会杂志、读者内参、太原日报等全国各大媒体均先后撰文、转载了这一全国罕见的打击报复举报人事件。国外一些著名电视网及各媒体也要求报道这一事件。湖北省一百多群众联名上书中央，强烈要求惩除腐败！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教授来信慰问支持、声援。

　前不久，2002年第13期的《民主与法制》详细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高占祥、魏明伦、张德勤、张契、潘霞、李前宽等人，在2002年“两会期间，以《反腐败的记者何以判重刑》为提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他们明确地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在提案中，他们还说：“缘于地方政府的腐败，纠正高勤荣的冤案，不仅仅是维护一个记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已涉及到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乃至国际影响！”此外，我夫的辩护律师李肖霖在该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运城某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篡改、伪造司法公文的恶性违法行径。为此，该刊以本刊名义，“希望该案件能够引起中纪委领导重视，关注此案，并请最高院尽快依法再审此案。” 遵照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该刊反映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对于运城地区公安处长燕和平和运城地区中院主管刑事案的副院长史加龙的不实之辞，我想借此将我夫的情况加以澄清。

　我夫高勤荣，1984年调入山西青年报，中共党员，大学， 1997年攻读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员。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1993年底下海到深圳《开放日报》，因该报停办， 1994年底返回太原，便以自由撰稿为生。1996年5月被借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

他生性耿直，豪侠仗义、善良。能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经常说：“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打天下靠人民，搞建设也要靠人民。作为记者，人民的呼声就是我们关注的热点；人民的怨声，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1987年根据群众反映，原太原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作恶多端，但他仗着关系在公安局看守所三进三出。高勤荣听后义愤填膺，深入有关单位采访。同年9月 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逮捕令发出之后》（与该报记者合作）。其儿被判处14年徒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深入农村、工厂、兵营采访。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三下西阳》、《生命瞬间》、《裂变留下的沉思》、《共产党员的证言》等200万字文章。讴歌了党的方针、政策及各条战线的英雄人物。

　　　　1990年他到运城采访，群众反映原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留起三年不缴党费。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该报上发表了《党费风波》。山西日报发了消息，并配发了评论。该市委组织部将其党内除名。奇怪的是崔留起经商8年后又恢复了党藉，仍出任公安局副局长。

　　　1993年原运城市公安局乱高卡、乱收费，群众反映较大，他与中央电视台记者下去采访，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发表了批评文章。时任该局局长燕和平又对抗新闻监督，造谣生事。他们再次发稿，燕得知后，到我家说情，被我轰了出去。

　　　1996年我夫奉命到运城写一本报告文学集，据该区贵院某负责人反映，副院长史加龙到广州买车（为他配备的车），结果他花了19万元买回一辆走私车（三菱吉普），开回的发票却是36万元，并且是广州三菱厂的。运城贵院出函查询，该厂回函说：“我厂从未出售过此型号车。”我夫在着手调查时，由于走漏风声，史加龙又频频找人说情，给采访增加了难度，只好暂时放下。没想到，这次我夫遇难后，他们竟然信口雌黄、落井下石。

　　　我夫到新闻界工作以来，毫不夸张地说兢兢业业，常常弃家而不顾。为此我们也拌过不少嘴。可他每次都说：“全国八九亿农民，生活水平远远不及咱们，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当农民出身，可不能忘了他们。”

　　　1997年运城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汾河两岸的新绛、积山、河泽、垣曲、万荣告急。洪水就是命令！他连夜赶往运城地区采访。与军民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但不见地委书记于志成和专员黄有泉。一打听，书记在太原开会，专员黄有泉却到北京看病去了。他十分气愤，为了慎重起见，在黄有泉回到运城后，他请示总编后，决计采访这位专员。殊不知，黄有泉态度极不冷静，强词夺理说：“我和北京的大夫早就约好了！”言外之意，运城的洪峰不该到来。我夫不甘示弱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认为这个时候该去吗？”黄有泉答：“我请假了。”我夫又说：“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财产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就好意思请假？”他们唇枪舌剑地辩论了一番，采访不欢而而散。回到住地后，我夫拟好了一篇《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脱逃》的内参，后因种种原因，此稿未曾发出。并且也埋下了一大隐患！

　　　　1998年5月27日，我夫在人民日报揭露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后，终于爆发了！

　　　　运城的洪水扼制住后，他疲惫地回到家里，我埋怨他多管闲事。他却说：“什么是闲事？有些事，你不管，他不管，党和人民的利益靠谁来维护

　　　（二）1998年对我家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

　　　年初，我夫给中纪委举报了运城弄虚作假耗资两亿八千万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后，中纪委领导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当时，我夫欣然异常，他说：“作为一名记者，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己的材料让中央领导批示焉更高兴的呢

　　　然而，同年4月3日，省纪检委段和平、燕国然通知要与他谈话，当时，我夫正在为母办理丧事。4月5日，段、燕将我夫叫到运城建北宾馆203房间，他们不谈运城假渗灌的事，反而让交待3个问题：
1、你为什么要写这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