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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寿：英雄档案沉睡46年方见天日，大错铸成无人考虑英雄生存
黄定彬，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参加过惨烈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堂堂的少尉排长，离开部队之后自己的档案竟然莫名其妙不翼而飞。到了地方之后的46年间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之苦，为了生存痛失相濡以沫的爱妻！46年间，他竟然没有享受到一个普通军人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哪怕是每年春节给退伍军人的慰问信，他也没有得到一张！46年后的2004年，他的档案在战友张华林的陪同、配合下终于在当地县武装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被找了出来......档案找到了，原以为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自己的问题很快便能得到解决的这位革命老干部、人民的“功臣”，却再次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时至今日，问题解决仍然遥遥无期！
这一现代版的“天方夜谭”故事，发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下面是中国百姓喉舌网站长鲁宁平接受这位革命老干部、人民“功臣”的委托，奔赴四川经过查阅相关材料、走访见证人以及与其代理律师交换意见和看法之后形成的文章。
身经百战获“功臣”称号，转业回乡书“天方夜谭”
黄定彬，现年78岁，住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书院路二段七十九号，朝鲜战争中的幸存者入党至今已经55年。
1949年8月，黄定彬参加了成都水警校地下游击队（名为国民党水警校，实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指挥）。同年12月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四师一零一团二营六连任战士。在此期间参加过解放新津、起崃、达邑、成都等战役，随即开赴重庆酉阳、秀山剿匪后，1950年5月住重庆担任警备任务，保卫新华日报社印刷厂。1951年3月，入朝参加“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六一八阵地阻击战”、“上甘岭战役”和“东海防御筑城”，曾数次立功受奖获“功臣”荣誉称号，腰部和头部受过重伤。1954年4月随部队回国驻扎在浙江金华，1955年升任准尉副排长，56年3月11日升任少尉排长，连的团支部书记，1957年11月28日，以少尉司务长实职转业回乡，天方夜谭的故事也就从此拉开了序幕。
司令员贺龙同志、政委邓小平同志签发的革命军人正明和优待军属证明
为了这个干部升调表，黄定彬老人在儿子黄勇的陪同下几次到部队
黄定彬提升为排长的档案记录
黄定彬获得的军功章和证书
黄定彬获得“功臣”称号
根据1957年4月25日[57]甲字第005号《国防部关于处理干部转业问题的几项规定》：“凡退出现役交由国家机关分配工作，不论是分配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等部门工作的干部，均按转业处理。至于某些个别失去工作能力的，不能交由国家机关分配工作的，才按复员处理。”据当年黄定彬工作过的地方的公社社长、书记民兵连长等人联名出具的“对黄定彬同志的情况证明”，黄定彬“1957年11月28日转业回家即由组织安排在英头水库建设指挥部工作，1958年10月，中坝、高家、三峨乡十全大队合并建立宝丰人民公社，黄定彬同志被组织安排为公社劳武部长兼基干营营长、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任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企业办主任。”
黄定彬老人回忆：1958年4月，高家乡党总支副书记李文秀把我从水库工地通知回乡，县武装部军事科长（兼文宫区武装部长）王洪庆同志宣布我任高家乡劳武部长。1958年10月，高家、中坝两乡合并建立保丰人民公社，组织安排我继续担任公社劳武部长、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基干民兵营营长。一九六零年冬，高家、中坝两乡分家，分别建立高家、中坝公社，在人员调整时，组织安排原任公社党委委员赵云同志任高家公社武装部长，我任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公社企业办公室主任，农机站支部书记，负责全公社商业、厂、场、水库、农中、敬老院等管理工作（这也属于公社机关的在职编制）。
根据当年单位领导等人的联名证明材料和黄定彬本人的回忆已经能够排除离开部队的黄定彬当年并没有失去劳动能力，反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然而，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回到地方的黄定彬，并没有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待遇。
1957年7月29日议字第33号《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及复员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参加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被分配到乡一级机关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待遇，在按照上述规定确定以后，其高于同职人员的工资的部分，不予降低。”按照这个规定，黄定彬回到地方以后的工资待遇应当享受离开军队时的工资待遇。据黄定彬本人回忆，离开部队前少尉正排级的工资标准是76元，回到地方后他却只领取了每个月二、三十元的工资。文化程度比较低、对国家政策不了解、接受军队和党教育多年的黄定彬当时心中只是抱有一个信念：“党让干啥就干啥，党不会亏待自己。”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心中，却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至于当年为什么只给黄定彬这个工资标准而没有执行国家政策，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个另外不容忽视的细节，却再次印证了这个“天方夜谭”悲剧的出笼不可避免：从部队回到地方的黄定彬，从此以后没有享受过地方政府每年组织的对退伍军人的慰问。一个老党员的觉悟促使他从来没有因此怀疑过组织程序在涉及到自己的问题时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已经被排除在了曾经是一名军人的序列。他自己回忆：当年他把组织上对其他退伍军人的慰问看成是对困难同志的关爱和帮助，作为一级地方领导的黄定彬，当年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委屈抱怨过，反而多次向组织和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对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户要求救济和帮助。
飞来横祸疑受打击报复，落实政策遗留迷雾重重
发生在1962年的一桩冤案作为黄定彬人生旅途中的插曲，让本来就已经步入“天方夜谭”神话故事的黄定彬，再次遭遇了一次人生的考验。
据黄定彬回忆：一九六一年，是我们全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同年冬天袁、辜二人叫我派十余人从农中挑回花生和粮食。可是，他们却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花生被他们吃光、分光，粮食被他们分光，猪场猪支被他们宰来分光，分给我的5斤肉我也没有要。在一次公社机关党支部会议上，我愤恨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毛主席说：粮食是宝中之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们把花生吃光、分光，粮食应该拿去救一救肿病院的病人嘛！你们这样干，那里有共产党员的味道啊。意见提出，却招来祸殃，从此袁、辜二人对我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找问题施以报复。一九六二年，我因在朝战争中的伤残复发，去成都川
这一现代版的“天方夜谭”故事，发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下面是中国百姓喉舌网站长鲁宁平接受这位革命老干部、人民“功臣”的委托，奔赴四川经过查阅相关材料、走访见证人以及与其代理律师交换意见和看法之后形成的文章。
身经百战获“功臣”称号，转业回乡书“天方夜谭”
黄定彬，现年78岁，住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书院路二段七十九号，朝鲜战争中的幸存者入党至今已经55年。
1949年8月，黄定彬参加了成都水警校地下游击队（名为国民党水警校，实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指挥）。同年12月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四师一零一团二营六连任战士。在此期间参加过解放新津、起崃、达邑、成都等战役，随即开赴重庆酉阳、秀山剿匪后，1950年5月住重庆担任警备任务，保卫新华日报社印刷厂。1951年3月，入朝参加“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六一八阵地阻击战”、“上甘岭战役”和“东海防御筑城”，曾数次立功受奖获“功臣”荣誉称号，腰部和头部受过重伤。1954年4月随部队回国驻扎在浙江金华，1955年升任准尉副排长，56年3月11日升任少尉排长，连的团支部书记，1957年11月28日，以少尉司务长实职转业回乡，天方夜谭的故事也就从此拉开了序幕。
司令员贺龙同志、政委邓小平同志签发的革命军人正明和优待军属证明
为了这个干部升调表，黄定彬老人在儿子黄勇的陪同下几次到部队
黄定彬提升为排长的档案记录
黄定彬获得的军功章和证书
黄定彬获得“功臣”称号
根据1957年4月25日[57]甲字第005号《国防部关于处理干部转业问题的几项规定》：“凡退出现役交由国家机关分配工作，不论是分配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等部门工作的干部，均按转业处理。至于某些个别失去工作能力的，不能交由国家机关分配工作的，才按复员处理。”据当年黄定彬工作过的地方的公社社长、书记民兵连长等人联名出具的“对黄定彬同志的情况证明”，黄定彬“1957年11月28日转业回家即由组织安排在英头水库建设指挥部工作，1958年10月，中坝、高家、三峨乡十全大队合并建立宝丰人民公社，黄定彬同志被组织安排为公社劳武部长兼基干营营长、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任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企业办主任。”
黄定彬老人回忆：1958年4月，高家乡党总支副书记李文秀把我从水库工地通知回乡，县武装部军事科长（兼文宫区武装部长）王洪庆同志宣布我任高家乡劳武部长。1958年10月，高家、中坝两乡合并建立保丰人民公社，组织安排我继续担任公社劳武部长、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基干民兵营营长。一九六零年冬，高家、中坝两乡分家，分别建立高家、中坝公社，在人员调整时，组织安排原任公社党委委员赵云同志任高家公社武装部长，我任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公社企业办公室主任，农机站支部书记，负责全公社商业、厂、场、水库、农中、敬老院等管理工作（这也属于公社机关的在职编制）。
根据当年单位领导等人的联名证明材料和黄定彬本人的回忆已经能够排除离开部队的黄定彬当年并没有失去劳动能力，反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然而，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回到地方的黄定彬，并没有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待遇。
1957年7月29日议字第33号《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及复员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参加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被分配到乡一级机关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待遇，在按照上述规定确定以后，其高于同职人员的工资的部分，不予降低。”按照这个规定，黄定彬回到地方以后的工资待遇应当享受离开军队时的工资待遇。据黄定彬本人回忆，离开部队前少尉正排级的工资标准是76元，回到地方后他却只领取了每个月二、三十元的工资。文化程度比较低、对国家政策不了解、接受军队和党教育多年的黄定彬当时心中只是抱有一个信念：“党让干啥就干啥，党不会亏待自己。”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心中，却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至于当年为什么只给黄定彬这个工资标准而没有执行国家政策，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个另外不容忽视的细节，却再次印证了这个“天方夜谭”悲剧的出笼不可避免：从部队回到地方的黄定彬，从此以后没有享受过地方政府每年组织的对退伍军人的慰问。一个老党员的觉悟促使他从来没有因此怀疑过组织程序在涉及到自己的问题时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已经被排除在了曾经是一名军人的序列。他自己回忆：当年他把组织上对其他退伍军人的慰问看成是对困难同志的关爱和帮助，作为一级地方领导的黄定彬，当年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委屈抱怨过，反而多次向组织和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对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户要求救济和帮助。
飞来横祸疑受打击报复，落实政策遗留迷雾重重
发生在1962年的一桩冤案作为黄定彬人生旅途中的插曲，让本来就已经步入“天方夜谭”神话故事的黄定彬，再次遭遇了一次人生的考验。
据黄定彬回忆：一九六一年，是我们全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同年冬天袁、辜二人叫我派十余人从农中挑回花生和粮食。可是，他们却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花生被他们吃光、分光，粮食被他们分光，猪场猪支被他们宰来分光，分给我的5斤肉我也没有要。在一次公社机关党支部会议上，我愤恨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毛主席说：粮食是宝中之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们把花生吃光、分光，粮食应该拿去救一救肿病院的病人嘛！你们这样干，那里有共产党员的味道啊。意见提出，却招来祸殃，从此袁、辜二人对我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找问题施以报复。一九六二年，我因在朝战争中的伤残复发，去成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