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勤荣事件的零星记忆

　　2006年12月7日，惨遭迫害的原《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终于坐穿牢底，重新获得自由。不少媒体报道了高勤荣获释的消息和长篇报道，南方都市报在派出记者采访高勤荣的同时，又发表了社论《高勤荣：用讲真话扞卫讲真话的权益》。媒体的反应和评价，让人感到些许欣慰。
　　整整8年啊！连我这个对“高勤荣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的人，那些久远的记忆也逐渐开始模糊了。
　　本来，高勤荣出狱我是一定要亲自去接他的，但由于其他原因我没有去。我跟他其实没有任何私交，仅仅是当年调查运城假渗灌工程时认识，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没有想到，当我们将运城、乃至山西的惊天政治丑闻公诸于世时，地方政权在极度愤怒之下，对“始作俑者”高勤荣下手了。确切地说，他并非完全是因为第一个揭穿了假渗灌丑闻而被打击报复，而很大程度上是代我们受过。换句话说，如果我当时所在的南方周末和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不介入这个丑闻，山西省地方当局尚不至于拿他动刀。他最初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上所做的那个报道也只是披露了一些基本事实，或者说仅仅是揭开了这起丑闻的盖子，更龌龊的内幕并没有公开。
　　1998年9月18日，我在南方周末一版头条发表调查性报道《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不仅详细披露了运城地区耗资两亿多元制造“政治工程”的内幕，而且采访了山西省纪检委的有关人员——那时候已经在调查高勤荣，但未准备大开杀戒，只是警告性的调查——他们的名字以负面形象出现在报道中。紧接着，央视新闻调查用45分钟的时间，报道了运城的“政治工程”（其实，他们在我之前已经采访且制作了节目，但不敢播，直到我的报道出来后，他们才播出）。其中，记者在医院的病房中找到原山西省省长孙文盛，孙说：“我作为省长，我有责任。”在新闻调查播出的当天晚上，央视又派出一队事前潜伏在河南洛阳的人马，秘密杀到运城，拍摄运城地方官员看到新闻调查后的反应，随后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震惊社会各界！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焦点访谈播出的当天晚上，在广西北海视察工作的朱镕基正在吃饭，看到节目后，面对地方官员如此严重的造假，他气愤地将碗筷一放说：“不吃了！”如今，南方周末、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报道了。
　　在这些分量极重的报道发出后，山西省纪检委牵头成立专案组，对高勤荣大打出手！专案组进驻运城的政府宾馆，挖地三尺，在“没有证据，创造证据也要上”的指导思想下，欲置高勤荣于死地而后快。那时候，整个运城风声鹤唳，与高勤荣有私交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火上身。当时，有人劝高勤荣离开山西躲一段时间，被他拒绝。1998年12月4日，在北京办事的高勤荣被秘密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拘捕。在搜查高勤荣的家时，被扣押的物品中，就有刊登假渗灌报道的南方周末。可见，对高勤荣的报复是毫不掩饰的。
　　从1998年到1999年，我先后5次前往运城——前两次是因为调查渗灌造假问题，后来的三次是在高被捕后，去调查他的案件。
　　高勤荣是运城人，再加上他的活动能力极强，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我前两次去运城采访时，每次都是乘飞机到西安的咸阳机场（比从太原去运城近的多），运城某法院的主要领导用他的坐车来回机场接送我，后来，他们也被迫沦为迫害高勤荣的政治打手。
　　而后来的三次，一次是在高勤荣的案件开庭时，我和他原单位的同事都去了，法院不让进。就是这一次，运城风传要抓我，当地（警方、政府）一些内部人士认为我的处境很危险，不断打电话让我尽快离开。我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便据理力争：“我在运城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凭什么抓我？！”有关人士在电话中警告我说：“在运城这地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做的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提前离开，直到下午休庭后，才与北京的律师一同登上列车前往北京。
　　一审判决之后，我又同北京的几家媒体同行一起来到运城，调查高勤荣的案件。2001年1月11日，我在南方周末发表《反腐败记者讲了真话之后》的报道。不久，运城某重要机关的主要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有详细的内幕情况可以提供，我再次紧急赶到运城。但是，当这位主要领导见到我的时候又退缩了，什么也没说。我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也深感当地政治的黑暗。我后来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那意味着飞蛾投火。
　　高勤荣案由运城市法院一审，运城地区中院终审，在司法不独立，司法权附庸于地方权力体系的大背景下，司法充当政治打手的功能在高勤荣案件中发挥到了极致。终审判决后，我去找最高法院告申庭副庭长李德伦。这位曾经主持再审辽宁省朝阳市市长刘相荣冤案的正直法官，与我有过一面之交，他对我陈述的高勤荣案件的事实没有表态。我又将材料转至全国人大信访局，利用与局长李铁流先生的关系，再通过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名义转交最高法院。遗憾的是，由于此案背景太深厚，我所有的努力皆未凑效，包括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高勤荣冤案的议案和提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大媒体的呼吁，国外相关机构的关注，始终未能改变高勤荣的命运。
　　与此相反，运城造假丑闻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中纪委曾严令查处，山西省将其列为当年“三讲”的三件大事之一，最后却不了了之，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反而将所有的愤怒全部发泄到一个记者身上。
　　今日中国民主与法治之悲哀，莫过于此！